从法律解释角度讲，《行政诉讼法》第78条并未就行政机关单方解约行为引发的争议是否适用撤销、确认违法判决作出规定，而是直接针对解约争议规定如何裁判。

参见陈鹏：《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多层次构造》，载《中外法学》2017年第5期。[2]例如杨金柱诉南京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复议案。

反过来说，当投诉举报答复行为不是行政行为时，作为相对人的投诉举报人权利义务一定没有被实际影响，因为根本不存在法律效果。另一方面，如果严格站在形式主义终局性立场看待受案范围，那么只有在丙阶段不存在的情况下，乙阶段才会纳入受案范围，此时并不会产生疑难问题王教授区分了形式合宪性审查权和实质合宪性审查权，认为普通法院的合宪性审查对法律规范不能进行实质性的效力判断，因而是形式审查。在司法裁判过程中，法律规范的确定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影响制约着裁判的结果。这一问题涉及对合宪性解释的作用和功效的认知，关乎合宪性解释在我国司法审判中运用的方式和范围，是合宪性解释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5]在两位瑞士学者看来，合宪性解释包括三种解释规则：一是单纯的解释规则，指宪法相关规定应在法律解释时直接发生一定影响。这说明，以合宪性解释方式援引的宪法所发挥的功能绝非说理所能涵括。（2）作为涉及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功效。

从这个角度来说，外部指涉的法律方法是功效－目标定向的，并保证了法律系统的动态性和自创生，以及——长远角度下的——稳定性。前者体现的是封闭性，后者体现的是开放性。法律与社会之间并不是完全重合的，法律系统当然要服务于特定的社会目标，但法律系统却并不以这些社会目标的实现为己任，相反，法律系统经常无法实现其所设定的社会调控之目标。换言之，目的与现实之间是存在差距的，由于社会的复杂性，一项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定，并不一定会实现此项任务，但法律的功能不能因此而受影响。

但尽管如此，涵摄的意义仍不可被过度高估。但这种重复并不容易，重复需要在两个不同的案件当中进行比较，找出其中的共同性。

法学中历史方法的运用与历史学的方法运用相去甚远，盖因二者所追求的目标各异。[2]一方面，法教义学阵营的学者开始反思法教义学的开放性，以及法教义学自身的局限性。另一种是法理论的方式，对法律素材进行科学化的处理，并置于具有更高抽象度的层面，是科学系统对法律系统的观察，法理论因而是对抽象化加以抽象化，比如讨论法教义学中归类化的功能等问题。这需要将法教义学置于整个社会背景当中，呼应法律系统所承担的功能，探讨法教义学的具体开展。

四、结语 法律系统有自身的历史记忆，在历史的沉淀和世代的累积当中，才形成了一个国家法教义学的整体面貌。它们全都为以特定规整目的服务。[25]比如在美国引起巨大争议的判决，堕胎案、同性婚姻判决等等，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议，很难说哪种判决是更正确的。前者是有关实证法相关概念的知识建构，属于范畴式的概念形成，是一种去除价值判断的、价值中立的范畴。

因此，重复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还要回答，为什么要保持重复，而不是发生解释上的改变。该目的将决定各该概念的内容及形式，[21]这是目的论意义上的功能，但目的背后仍有进一步的功能，即在全社会层面，法律系统本身的功能，也就是法律论证究竟如何服务于法律功能的实现。

为适应环境变化（如科学的发展、社会观念的改变等等）而进行的法律改变，相对来说，对未来不确定后果的依赖要更小。支持者与反对者分列两大阵营，泾渭分明，对法教义学的评价褒贬不一。

在开放性的背景下，法学的方法并非是一元化的，而是多元并存。对社会的回应和调控，都会引起法律系统的变化。[10]正是由于脱离了现实，促使概念法学转向了利益法学。所谓的不变性或者一致性，主要是一种以过去为定向的输入性视角，[28]以同案同判和一致性控制为追求目标。传统法教义学旨在建构法律系统内信息的冗余，[29]从而使法律系统的运作能够不断指向自身，系统内的信息得以储存并重复运用。这种争议一方面源于对法教义学的刻板理解，另一方面源于法教义学面临复杂社会现实时所表现出的踯躅不前。

（2）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以及多大程度上引入。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法律系统应该具有自我调适的能力，并随之通过自身的程序机制发生相应的（而非完全同步的）改变，这是以未来为定向的输出性视角。

[31]从文本到概念，是规范涵义进一步充实的过程，比如宪法第38条规定的人格尊严、第39条规定的住宅，从文本上都看不出其规范内涵，但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可以将价值内涵（目的式纲要）注入到文本当中，并进一步形成一种条件化的构成要件，形成如果……则……的假言命令结构。以实证法为依托的概念法学，试图重新复兴这种不变性，不免徒劳无功。

[4]参见程金华：《四倍利率规则的司法实践与重构：利用实证研究解决规范问题的学术尝试》，《中外法学》2015年第3期，第684－716页。[11] F.Wieacker,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2.Aufl.,Göttingen,1996,S.353 ff. [12] N.Luhmann,Rechtssoziologie,4.Aufl.,Opladen 2008,S.208. [13] R.Dreier,Gustav Radbruch,Hans Kelsen,Carl Schmitt,in:Staat und Recht.Festschrift für Günther Winkler,1997,S.202. [14]关于方法杂糅，参见张翔：《走出方法论的杂糅主义——读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1期，第202－209页。

回应和调控这二者都指向了法律系统的功效。[32] N.Luhmann,Rechtssystem und Rechtsdogmatik,Stuttgart 1974,S.13. [33] G.Radbruch,Rechtsphilosophie (3.Aufl.),in A.Kaufmann (Hrsg.),Gesamtausgabe,Bd.II,Heidelberg,1993,S.352 f. [34] G.Radbruch,Rechtsphilosophie (3.Aufl.),in A.Kaufmann (Hrsg.),Gesamtausgabe,Bd.II,Heidelberg,1993,S.353 f. [35] G.Radbruch,Rechtsphilosophie (3.Aufl.),in A.Kaufmann (Hrsg.),Gesamtausgabe,Bd.II,Heidelberg,1993,S.352 ff. [36] J.Schröder,Rechts als Wissenschaft.Geschichte der juristischen Methodenlehre in der Neuzeit (1500-1933),2.Aufl.München 2012,S.404 f. [37] Vgl.Pieroth/Schlink,Staatsrecht II:Grundrechte,24 Aufl.,Heidelberg 2008,S.59 ff. [38] Vgl.Pieroth/Schlink,Staatsrecht II:Grundrechte,24 Aufl.,Heidelberg 2008,S.82. [39]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33页。[46]对于冗余性而言，抽象性的概念建构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这种概念建构能够保持足够的抽象度，使规范能够保持与社会相适的能力。概念法学这种致力于建构一种不变的概念体系的做法，导致了具有可变性的实证法，[9]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又返回到了具有不变性的自然法的旧路。

[19] 本质来说，法教义学的工作都可归结为这两点。因为环境变化之后相应后果已经呈现，或者大致可以确定，法律只是对之进行滞后性的调整。

后者则是真正的法律概念，属于实证法素材中的概念建构和体系化工作，如合同的概念界定等。关键词:  功能取向 法教义学 调控社会 冗余性 变异性/多样性 法教义学目前在中国引起了巨大争议，不仅在名称上，[1]更在于方法论层面。

内部证成固然重要，但能够实现法学知识增强，维持法律系统自创生的知识来源却是具有外部指向的法律证成。[8] F.Hubert,Dogma,Dogmen,Dogmatik:Eine Untersuchung zur Begründung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einer theologischen Disziplin von der Reformation bis zur Spätaufklärung,LIT Verlag,Münster 2001,S.13. [9] 实证法取代自然法,最大的特征即在于具有了可变性,Vgl.N.Luhmann,Rechtssoziologie,4.Aufl.,Opladen 2008,S.40 ff.,S.208。

[33]相应地，概念形成可区分为说明性的概念和建构/体系性的概念：前者是与法律相关的概念，是说明性的，涉及法学之外的预备工作，如生物学中的胎儿概念等。[56]在法律系统当中，调控社会的条款比比皆是，如果能引入系统功能的维度，则可以对这些调控社会的条款产生内容填补的作用。因应这种从不变性向可变性、从确定性向偶然性的变化，法学自身的方法体系也随之扭转。（二）外部方法的法教义学转化：以功能为定向 由于后果、经验、利益等分析工具都是以真/非真为符码，这种事实性的要素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对后果、经验、利益的探测，无法从一个整全性的视角窥以全貌，在经济学当中也存在着社会成本的探知难题。

在环保法领域，则应主要以实现环境保护目标、而非主要以经济目标为旨归。法律系统的变异性/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这也决定了目的导向的法律决定的两个侧面：一方面是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了，法律系统相应地发生变化，比如在社会观念已经发生变迁的情况下，法律系统相应地对平等婚姻等问题作出改变。

[52] 某种程度上,法律解释都带有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属性,Vgl.H-G.Gadamer,Wahrheit und Methode,Bd.I: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6.Aufl.,Mohr Siebeck,Tübingen 1990,S.393 ff。功效层面的功能定向，也可以起到填充目的性考量的作用，在法律文义不清楚或者存在法律漏洞的情况下，具体考量相应法律条文乃至某部法律的目的，以实现该目的为主要目标。

重心在输入值意味着，系统主要通过对所输入信息进行细致的接收和加工来实现其功能，对其所引发的后果则相对无感。[49]通常来说，目的论式的概念形成，有助于法律系统多样性的实现，并且指向法律系统外部。